硅谷科技公司与白宫的关系，正在进入一种空前恶化的状态。
日前，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工作人员，在结束了对亚马逊公司、Facebook、Alphabet旗下谷歌、苹果公司市场影响力长达16个月的调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称，美国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压制竞争、扼杀创新，并呼吁国会考虑强制科技巨头将其占主导地位的在线平台与其他业务分开。
美国对硅谷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虽然早已是司空见惯，但疫情期间，经济恢复与就业问题毕竟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这些行业巨头。此时，美国加速推动反垄断调查并重提拆分，似乎比以往更为急迫了。
这其中自然不是为了防止巨头压制其他科技公司成长和技术创新。
夹在两党斗争之间的硅谷
2016年之前，美国政府与硅谷的关系不可谓不融洽，很多时候，政府实际上在迎合科技公司的走向，为的是能够让科技公司帮助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比如奥巴马曾公开撰文称支持无人驾驶的研究。
然而，一场大选让科技巨头们影响舆论的弊端彻底暴露出来，“监管科技”彻底成了主流。
去年，希尔-哈里斯民意测验中，48%的共和党人认为科技公司应该受到监管，44%的民主党人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特朗普看来，硅谷科技巨头“操纵言论”，通过控制曝光率、将言论贴上标签，甚至直接删除言论的方式对抗共和党，对自己的大选十分不利。这无可厚非，硅谷大佬们向来喜欢和特朗普唱反调，Facebook前段时间删掉了特朗普的一条视频，原因是涉及虚假信息，反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游行中，Twitter还因为特朗普的一句话给其贴上了美化暴力的标签。
硅谷及旧金山湾区历来是民主党阵地，可民主党也把矛头同样指向了硅谷。去年，苹果遭受美国反垄断调查时，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候选人之一伊丽莎白·沃伦公开表示，不应该允许苹果在运营应用商店的同时控制该平台。
如今拜登也一改当初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态度，称现在“反垄断执法力度还不够强”，甚至提出拆分。
为什么民主党对与特朗普不和的硅谷科技公司“痛下杀手”?简单来看，实际仍旧是为了竞选。共和党通过警告四巨头，使其不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偏向民主党，而民主党则希望借反硅谷四巨头来标榜其维护民权、缓和贫富差距的形象。
比如拜登，他不仅对自动驾驶汽车等许多科技创新给就业人群带来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而且直言不讳地表示，要利用政府监管迫使“零工经济”企业将独立合同工重新归类为雇员，从而向他们支付福利。巧的是，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亚马逊频发的罢工事件，正是暴露了科技公司在雇佣零工时产生的不公平问题。
其实，从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反垄断调查也侧面也说明不会真的拆分硅谷科技公司。他们只是以权力制约硅谷，塑造保护消费者、保护商业良性竞争的形象，由此，赢得民众的选票、赢得最后的大选。
技术“权力”挑战政治权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硅谷是作为一种“权力”体系的存在，拥有强大话语权的科技公司在思想、工作、生活消费等方方面面，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美国甚至是人类社会。尽管这是基于商业世界建立的，可权力的相互威胁仍不可避免。
拜登一直说，最大的罪恶之一是滥用权力。“许多科技巨头及其高管不仅滥用权力，而且误导美国人民，破坏我们的民主，逃避任何形式的责任”。
这种说法固然是片面的，但未必没有道理。一方面，技术本身可以产生权力;比如数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苹果过去经常拒绝帮助政府解锁苹果手机以获取设备数据，亚马逊也不例外。这些大佬认为，这么做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将让用户面临隐私被侵犯的风险。
但在不允许政府干涉隐私保护的同时，科技公司又往往会滥用数据，大数据杀熟现象屡禁不止。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即权力，数据经过科技公司的数学模型分析后，变得具有预测性，公司可借此推送信息、掌握心理、引导消费，并为战略层面的改变提供依据。但我们看到，美国反垄断机构对数据的利用极为敏感，在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多次询问谷歌是否利用对其他网站的监控来为自己的战略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硅谷很多科技公司日益增长的野心，也在威胁着美国政府的控制力。
去年，脸书宣布推出天秤币项目，虽然标榜是让欠发达国家同样享受到最先进的支付结算系统，可是一经公布，便引来了美国两党的共同抵制。
表面上，政府或议会声称，这种新数字货币可能被用于洗钱、贩卖人口和资助恐怖主义等非法活动，但根本原因是惧怕脸书创造一个脱离各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超主权货币，从而对美国传统的金融体系及美元霸权带来威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曾在采访中表示，“一旦他们成功主导天秤币，在金融和货币政策上会被赋予太多权力，脸书可能会比美国总统更有权势”。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反应最为激烈的不是一向喜欢批评硅谷科技公司的特朗普政府，而是国会民主党。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率先通过“联名信”的方式，强烈要求脸书取消该计划，在未获得积极回应后，该委员会要求脸书相关高官出席听证会。
美国的政治体制讲究制衡，制衡这一理念也充分展现在了处理与硅谷科技公司的关系上。
反垄断刺激硅谷创新？
1997年，美国司法部开始对微软涉嫌利用操作系统的垄断优势，强行安装浏览器及剥夺用户选择权开始提起诉讼，此举令微软遭受到史上最为严苛的反垄断调查。尽管最后侥幸逃过一劫，可昔日高高在上的微软被迫低下了头。随后，一大批诸如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创业公司争相涌出，成为硅谷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近些年，硅谷创新乏力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人们普遍意识到，最后一个真正成功的科技初创公司Facebook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将此归咎于巨头的垄断。是以，反垄断调查被寄予重新恢复硅谷创新的希望。
但反垄断未必会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在批评硅谷失去创新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移动互联网进入成熟时期后，创业本身可选择的机会就少了。早期像谷歌、Facebook、Twitter这样的互联网先驱们，是因为能抓住“唾手可得的果实”，由此才成功占据了搜索、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等利润丰厚的商机。
可如今，创业赛道减少了不说，Snap、Square等创业公司也不太可能像苹果、亚马逊和谷歌早期那样具有极为颠覆的革命性。
所以，基于这种现实，巨头的垄断地位即使被削弱了，也不一定代表创新就可以喷薄而出。
马云早年在演讲中也谈到BAT与创新的话题，他表示，“有人说BAT这样的三座大山在，我们怎么会有机会，我告诉大家，不是把村里的地主斗死了，农民也会富起来”。说到底，这是同一个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美国对巨头垄断的批评集中在这些科技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政府看来，并购既加强了巨头的垄断地位，也使得其它创业公司的生存环境恶化。但是，有一点难以忽视，就是当前被认为是未来发展主流的创新性技术，似乎离不开巨头的支持。
比如无人机送货，当前的无人机送货，载重与续航等能力大受限制，安全问题无法保障，构建一条无人机物流需要多少成本也是关键问题。如果电商巨头不试水，鲜有创业公司敢进入这一赛道。
再比如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的研发严重依赖烧钱。根据通用与Uber的财报显示，规模超过 1000人的Cruise以及 Uber ATG团队，每年的开销基本接近10亿美金。Zoox是一家创业公司，背后既没有母公司的支撑，也缺乏创始人的光环，按照这个开销数目，Zoox的融资只够花上一年。
有时候并不是巨头通过收购潜在竞争对手来消除威胁，创业公司也在寻求巨头的帮助。
美国反垄断升级，其实终究是政治意义大于商业价值，而将创新的寄望寄托于反垄断调查，大概也是自欺欺人。
微软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称，“即便委员会的报告发现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具有垄断权力，但国会肯定不会拆分这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只是拆分可免，这些巨头在制约和监管的趋势之下何去何从，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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